與將軍大人發怒、發狂相比,米市的米盤商串通一氣哄抬米價,或是京都來的貨船無法在江戶港靠岸,才是更休戚與共的大事……(阿初/《顫動岩》/宮部美幸)

我喜歡宮部美幸的書,但到現在為止,沒有看過很多本,我想,主要原因是宮部要帶給讀者的思考總是很多,闔上書頁後往往才是書意義的開始,看一本沉重一回,所以心雖悅之,卻無法時常承載她要給予的綿密思緒。在閱讀《顫動岩》之前,我以為這樣的特色只留在宮部反映社會的推理小說作品裡,但事實上,在背景設為江戶的這部作品中,她也表現了另一種深刻的文化關懷。 輕快地讀過它是相當有趣的故事,內容涵納許多江戶城的庶民生活片段,從江戶名物「火災」、澡堂文化,到底層居住於大雜院、長屋居民的描寫,這些和《一日江戶人》、《付喪神出租中》、電視劇「篤姬」、「仁醫」共通的物事,構築出你我有點認識、感到相當有興趣的江戶時代。若仔細研究它的文化意義,就會發現宮部要說的事,沒有那麼溫柔隨意。

一切源於距主角阿初百年之前的元祿時代,德川五代將軍綱吉因氣忿而下的判決,讓當殿刺傷吉良的淺野切腹負責,也造成淺野家的赤穗浪士對吉良復仇,這是日本眾所周知的「忠臣藏」故事。但當初淺野究竟是為何突然在殿中對吉良拔刀?記載上說是有仇,但卻沒有明確說是何種深仇大恨,宮部便以這一點,延伸出整個故事。這些為主君復仇的赤穗浪士,他們是一個集團,卻不是一個面孔,他們也各自懷抱著自己對這個事件的看法,背負著不同的人生,而其中可能有一位在赴死之前,做了另一件好事,而未曾有人知曉。百年之後,眾人只記得劇場上渲染情義(此指日文「義理」,後皆同)的「忠臣藏」。

「忠臣藏」化做戲劇呈現應是使江戶子熱血沸騰的:為了對抗不公的判決,家臣忍辱潛藏,最後終於血刃主公的仇人,被賜切腹。只要替淺野加上一個「被為難」的理由,淺野當初為何而當殿拔刀傷人,就不會再被小民追究,成就「忠臣藏」變為一個傳奇。它呈現了「情義」與「忠」的拉扯掙扎,滿足小民情感上的需求。

究竟「情義」是什麼?在《菊與刀》這本書中,有著美國文化學者對日本民族性所作的深刻觀察,書中討論到日本人對於「情義」的認知變遷和實踐、看待。在現代的日本文化裡,所謂的「情義」和「義務」一樣都需要報答,但兩者不太相同。「義務」理應履行,某些義務雖也使人不願做,但「義務」在定義上卻不會有什麼不願意的意思;「情義」卻總是不樂意的,在辭典的釋義是:「正道;人應遵循之道;為免遭世人非議做不願意做的事。」而且,在具多重道德標準的日本文化中,實現「情義」被放在很優先的順序,常常高於人情、仁義或者其他。

最初,「情義」是發自內心的作為,沒有任何不願意做的成分,比方說為了主君赴死,甚至當「情義」和「忠」兩個道德準則發生衝突時,人們可以堂堂正正地堅持情義,而先忽略自己「不忠」,例如為了為了幫主君復仇而違背將軍命令。這當然是美好時代、古老故事的幻想,到了後來,「情義」變成「迫於輿論壓力」才履行,愈來愈接近現代辭典所作出的詮解。書中說:「現在『報答情義』已經不是對自己合法主君的忠誠,而是對各類人履行各種義務。今日涉及情義的語言充滿了嫌惡之情,常常強調是輿論壓力迫使人們違背之憶而不得不履行情義。」

「忠臣藏」幾乎已成了日本文化中宣揚情義的教科書,宮部運用它做為素材,想要凸顯的卻是這四十七名志士的個人性,因此在百年忌時,讓庭中石深夜顫動不已。「個人性」——或者在此可說是「人情之常」的「人情」——被宮部提高能見度,幾乎可說是日本民族性有所改變的佐證。在《菊與刀》寫就的二次戰後,研究者尚能在日本人身上看見「情義」先於一切的態度,個人的小情小愛皆不足擺在情義之前。就像「忠臣藏」中四十七位浪士為「情義」而犧牲一切,包括生命、名聲、子女、正義,實現對主君的「情義」後,再以自殺回報該對將軍付出的「忠」。真正的史實不明,宮部的重新詮釋卻突出了償付「情義」中令人痛苦的掙扎和不得不,也直接寫明了元祿時代輿論造成壓力的情況。

她想說,「忠臣藏」所執的情義並非如後世劇作家、小說家所渲染的那麼光明燦亮,透過捏塑出一個試刀殺人者內藤安之介來與無名的赤穗浪士對比,內藤因為生類憐恤令而失去了報答情義的對象(主公),最後甚至連人情的托付對象(妻子兒女)也被他親手扼殺了;浪士則不得不履行他的情義,明知也許主公有罪,明知不正義,明知不忠。浪士在復仇行動之前遇見了內藤,暫時放下他沉重的情義負擔,以人情(為民除害)為優先,做了一件好事。但看在日本人眼中這卻是不對的,「迷戀個人欲望,那是弱者」(《菊與刀》),萬一他在與內藤的決鬥中喪生,那他就不能償付他該對主君淺野付出的情義,因此連町奉行也評論說:「在還沒復仇前就丟了性命,這根本是得不償失。」宮部卻特意選了這麼一個浪士來虛構故事,說他正是圖畫裡背轉過身的那一位——其實他背對的不僅是眾人的視線,也曾經背棄了「情義」啊!而庭中石的深夜鳴警,浪漫地強化了浪士對於「人情」的執著掛意,就算這項道德準則不被社會所看重,就算這種個人欲望被視為軟弱,百年之後,他仍憑著深切的憂慮而示現了。

我忍不住想起我第一次聽「忠臣藏」故事的場景,那是在大一一堂通識課上,老師談起了這個有名的故事。故事雖有許多版本,但大體架構相同,我聽得似懂非懂,覺得故事中的淺野、吉良、四十七浪士和將軍的想法都十分難解,四十七浪士也太過愚忠。這個故事便讓我蓋上了「愚忠」的印章,封在記憶角落。

讀了《顫動岩》、《菊與刀》之後,我才理解,「情義」與中國所謂的「愚忠」不同,愚忠是拘束於下對上關係的一種表現,且多來自於自己對他人的評語,被說「愚忠」者可能從來不覺得自己「愚」;但償付「情義」的日本人,卻每每覺得不情願。若用中國文化的思維來理解《顫動岩》,能得其悲壯意韻,卻無法深刻體會到浪士在「情義」、「人情」間的掙扎,浪士與試刀殺人者內藤的決鬥,在中國文化觀點看來,是充滿俠氣的耀眼人格表現,浪士將自己為主君復仇的小我放下,而為社會除暴安良,實現了「公義」,有何必須掙扎之處?因為在中國文化中,社會的公義大於個人私情,就算浪士死於內藤刀下,未能再去為他的主君報仇,他仍會得到稱頌,因為他有鏟惡的「勇」。由於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擺置道德準則的序位不同,因此在理解《顫動岩》時,讀者便易產生疑惑,不明白宮部布置此局所為何來。

這個悲壯的故事,是否能以相等的力道搖撼讀者的心呢?故事的架構複雜度和文化背景差異似乎削弱了這個真相的感染力,焦點分散在右京之介的家世、他與阿初之間若有似無的情愫、安之介與理惠一家等等,讀者明白了故事,解開庭中鎮石夜夜顫動之因,卻不能轉注地為那個背過身去的身影——或者其他四十六個志士——的人生選擇而深深感動。

而書名之所以取作「顫動岩」,應該是宮部為了凸顯人情強於義理吧!時移事往,西方國家的觀念傳入日本後,必然改變了日本人衡量道德的天平,今日的「情義」是否和《菊與刀》書成時一樣重,或者如宮部所宣告的,已有其他更重要的道德準則居於其上,還待文化研究者告訴我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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